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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不协调 货币宽松无处安放

10月1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称,经初步核算,前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48777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9%。分季度看,一、二、三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速分别为7.0%、7.0%和6.9%。从环比看,三季度GDP增长1.8%。

在此之前,外界已经预测三季度GDP破7是大概率事件,由此,该数据也创下自2009年以来的最低增速。

具体至当前国内宏观经济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前海传媒专访了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高级经济学家周浩。

周浩一定程度上并不认同市场上最关注的“通缩”论。他表示,过度强调通缩可能会带来政策决策的风险,即货币政策保持极度宽松,这样导致产品供给保持在高位,这加大了在工业生产领域的通缩压力,但流动性的过度宽松可能会导致资产价格的泡沫,这给未来的政策调整带来更大的困难。

他还认为,目前的货币政策环境已经较为宽松,M2的增速也并不低,在这样状况下,再采取“放水”的方式,也会对未来的结构性调整造成压力。

就改革所面临的困难方面,周浩指出,中国的改革仍然存在着不够协调的问题,比如说存量改革推进困难,但增量改革则推进迅速,这样的一种状况可能会带来风险,同时如果存量改革推进不够坚决,那么大量的人才就会从传统领域流向新兴领域,这也会带来新的问题。

前海传媒:从最新三季度宏观经济数据上看,今年内经济是否可能企稳回升?今年中国经济增速会在多少?

周浩:从各项指标来看,目前企稳的迹象并不明显,未来一段时间,经济仍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今年全年,中国经济增速应该会破7,大约在6.8%的水平上。

前海传媒: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经济当前以及很长时间以来主要矛盾或风险是通缩,您如何看待?这个难题该如何解决?

周浩:市场一直在探讨中国经济的通缩问题,但事实上,从近期CPI和房价的走势来看,似乎并没有太明显的通缩迹象,目前的通缩主要体现在工业生产品领域,这造成了市场对于未来中国经济走势的迷茫。

总体来看,居民生活并没有通缩迹象,同时工资也仍然在上升,因此应该考虑对通缩的关注度是否过高,过度强调通缩可能会带来政策决策的风险,即货币政策保持极度宽松,这样导致产品供给保持在高位,这加大了在工业生产领域的通缩压力,但流动性的过度宽松可能会导致资产价格的泡沫,这给未来的政策调整带来更大的困难。

同时,工业生产领域的过度供给,也存在着行政性的因素,即政府不希望看到大规模的工厂倒闭和工人失业,这又反过来造成了未来的调整时间会更加漫长。理论上来说,政府应该减少“有形之手”的干预,但真正做到这一点,似乎难度也很大。

前海传媒:与此同时,央行近期扩大了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的试点,市场上认为是一次巨量的刺激措施,您怎么看?

周浩:信贷资产再贷款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像信用版的扭曲操作,推出的目的是在于让市场认可一些抵押品的价值,这主要是因为商业银行不愿意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结果造成中小企业的生存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央行推出信贷资产再贷款,主要是为了通过这样的方式为中小企业和某些行业提供较为便宜的资金。

但出现这样一个问题的根本原因,仍然是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支持太大,在经济减速的状况下,商业银行出于自保的考虑,宁愿将便宜的资金交给国有企业,而在现实中,国有企业往往充当了“二传手”的角色——将资金再提供给上下游的中小企业,商业银行知道这一点,但宁可如此也不愿意直接承担中小企业的风险。这主要是因为中小企业是国有企业的供应商,因此国有企业其实更了解这些企业的状况,同时通过货源和货款的方式,国有企业事实上限制了对于中小企业的风险。

总体来看,信用资产再贷款只是对目前在这样扭曲现象的一种缓解式的对冲手段,其实仍然根本解决这一问题。所以不会造成所谓的大规模“放水”。事实上,央行对于吸收大量中小企业贷款也会存在一定的疑虑,毕竟这可能造成信用风险在货币当局累积。

同时,目前的货币政策环境已经较为宽松,M2的增速也并不低,在这样状况下,再采取“放水”的方式,也会对未来的结构性调整造成压力。

前海传媒:经济低迷,多数人寄望于货币政策放松,但从央行近一两个月表现上看,对此似乎颇有顾虑,目前来看,降准降息是否显得很迫切?另一个问题是,货币政策很难解决结构性难题,从一直以来实施的货币宽松效果上看,并没有有效流入或解决实体困局,您如何看货币政策在经济结构调整中所发挥的作用?换言之,如果国企以及要素市场改革缺位,则意味着货币政策发挥不了应有效果?

周浩:一旦经济低迷,市场的第一反应都是货币政策放松,其实央行也一直在这么做,但政策放松的效果的确不佳,这也造成了央行政策的困扰。另外一点,最近房价在一线城市有飙升的迹象,这似乎又陷入到以前的循环里,即货币政策放松最终造成了资产泡沫上升,这对于央行的货币政策来说无疑是一种尴尬。

正像前面提到的,政府的有形之手存在,造成了货币政策的掣肘局面,另一方面,整体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和技术革新的速度较慢,也造成了货币政策放松无处可去,在产能过剩的状况下,除了继续支持过剩产能,似乎也没有太好的出路。国有企业和要素价格改革肯定是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但改革不可能在短期内一蹴而就。

前海传媒:有一些机构认为,减税应该成为当前稳增长的关键,包括吴敬琏先生最近也提到,政府应着重考虑普惠性减税的财政政策,您对此如何看?

周浩:减税的确是一个较为合理的方式,尤其是在中国宏观税负较高的大背景下。目前的困难是,执行起来不容易。政府需要大量的税收来支持基础设施投资和地方债务的缓解,一旦税收减少,政府债务问题又会浮出水面,似乎这也会带来一些宏观层面的负面影响。

事实上,高税负并不是问题,问题是政府在征收税收的同时,应该为企业和民众提供更好的和更有效率的服务,否则就会造成一谈到减税,纳税人义愤填膺的局面,但最终政府又不愿意真正减税,这可能造成双方的困扰。

前海传媒:人民币方面,您对加入SDR的前景是否乐观?外界预测人民币仍存较大贬值压力,包括近期走势也让人担忧,您怎么看人民币后续走势?

周浩:人民币加入SDR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从近期的一些列举措来看,中国官方已经在满足IMF提出的若干要求,既然中国已经大力推进这些举措,相信这也是双方已经达成的共识。本来SDR是一件简单而水到渠成的事情,但一次中间价改革却引发了市场对于人民币贬值的预期,这值得深思。

理论上来说,汇率政策是一个经济体宏观层面的一个反映面,在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的剪刀差收窄的大背景下,人民币存在一定的压力并非不可理解。同时,长期的汇率稳定升值也造成了企业普遍持有“美元空头”的敞口,这也造成了一旦出现市场波动,市场就十分恐慌,因为对所有人来说,都可能造成一次性还掉过去十年累积的成果的尴尬局面。

汇率如果出现波动,有利于降低中国官方的压力,否则在固定汇率下,所有的风险就会向其他方面转移,比如说经济基本面和资本流动。增强汇率波动性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但距离这一时刻也已经不远了。中期来看,人民币的确仍然存在着一定的贬值压力。

前海传媒:在资本项目开放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前海等自贸区将扮演何种角色?经历过股灾之后,学界对资本项目开放多数持谨慎态度,也有学者提出,前海与香港可以打造一个人民币回流的中转站,因为人民币到境外的人民币总要有一个回流的渠道,如果境外人民币直接大量的回到内地的市场上,可能出现很大的风险,需要有一个蓄水池。您怎么看?

周浩:资本账户开放是大势所趋,也是不可逆的,在这一点上市场也只能纠结于开放速度。我个人不太同意在资本账户开放的过程中采取中继和过渡的模式,但这似乎更容易得到政策决策者的青睐。

前海应该依托于目前的政策优势把平台搭好,有成为新一代金融中心的潜力和可能性,每个金融中心都是人才的集聚,政策只是补充而已。“蓄水池”只是一个金融中介的功能体现而已,如果前海能够成为一个金融中心,那么这个“蓄水池”就会出现,通过金融市场自身的发展,也可以达到调节和控制风险的目的。

前海传媒:整体上,您认为当前中国最急需改革的领域是什么?中国经济是否存在硬着陆风险?

周浩:目前来看,中国的改革仍然存在着不够协调的问题,比如说存量改革推进困难,但增量改革则推进迅速,这样的一种状况可能会带来风险,同时如果存量改革推进不够坚决,那么大量的人才就会从传统领域流向新兴领域,这也会带来新的问题。

中国经济并不存在“硬着陆”的风险,中国仍然有大量的手段和资源来保证经济的相对平稳发展,但中期之内的风险的确有上升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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